山西翼城紫藤巷殺人案 董昀:從報案人到重刑犯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山西翼城紫藤巷殺人案 董昀:從報案人到重刑犯

董昀站在鐵路宿舍和紫藤巷之間的小路上 對記者講述當晚的經歷

封面新聞記者 何晞宇(發自北京、山西翼城)

山西,翼城縣。

在那件大案發生前,縣城裡很多人都認識他。“那時候誰都知道刑警隊的’東東’,但知道我大名的沒幾個”,董昀笑著說,“沒辦法,有時候買單簽的都是’東東’。”2006年初春,“東東”的小名突然之間就被“董昀”取代,傳遍瞭大街小巷。

2006年2月14日,情人節。翼城縣北關村黨總支書記的女兒李慧,涉嫌與情夫合謀殺害丈夫馬朝暉被刑拘。同日,案發當時被李慧叫到現場協助報案的董昀也因幫助毀滅、偽造證據罪一同被刑拘。

2014年9月,經歷長時間審判和上訴,山西省高院二審終審判決董昀犯包庇罪,情節嚴重,處以該罪名的最高刑期:10年。此時,董昀已經在看守所呆瞭8年又8個月。

2016年2月13日正月初六,董昀刑滿釋放(終審判決前先行羈押的,羈押一日抵刑期一日),3個發小通宵驅車以便清晨趕到監獄接他。

2018年3月16日,封面新聞(thecover.cn)記者在北京見到正在為復審尋找律師的董昀。10天以前,最高檢下達瞭今年第一號刑事申訴復審通知,通知稱李慧等殺害馬朝暉一案,事實不清、證據不足,此前的判決、裁定“確有錯誤”,建議最高法對該案進行復審。

這是12年前,被帶上黑色塑料袋押往審訊地以來,董昀第一次看到瞭希望的曙光。

董昀

董昀對酒精過敏,不喝酒,但抽煙抽得厲害。討論案情的時候,香煙一包接著一包。但他很有耐心,善於傾聽。別人說話的時候,他從不插嘴;回答的時候,他會認真根據剛才討論的話題,甚至談話者的需要,做出回應。

拋開案情閑扯時,董昀聊起過去沒心沒肺、胡吃海喝、天馬行空的日子,他“貪玩”的一面才漸漸顯露出來。

董昀曾經很有人緣。上高中的時候他就是班長,“但我學習差的很”,董昀笑著說。同學去相親,朋友去見網友,都要帶著他,一是為瞭“壯膽”,二是他開朗隨和的性格,很招女孩子喜歡。

1992年,中學畢業後,董昀跑到上海去打瞭兩年工,回來後被翼城縣公安局聘用,成為技術科的非在編技術員。

董昀十分懷念剛進刑警隊時的生活,“那時候刑警隊像一傢人一樣,特別親”。一線刑警的工作很辛苦,每天睜眼就要滿城跑,有瞭案子一連好幾天都睡不瞭覺,作息時間也很混亂。董昀稱那時候常常中午起床吃早飯,晚上吃午飯,到瞭半夜還要吃一餐。

同事、朋友一度是董昀生活的全部,“那時候我經常跑到朋友,甚至女同學傢裡蹭飯。去瞭就說一句,叔叔阿姨我來瞭,坐下就吃。”

由於經常開警車出門辦案,董昀的駕駛技術很好,又有耐心,身邊很多女性都找他學車,“身邊朋友的老婆,她們的開車基本都是我教出來的。”而這些女司機中,也包括李慧。

李慧是董昀的中學同學,李慧的丈夫馬朝暉則是董昀的牌友,李慧的哥哥李志華還和董昀同在縣公安局技術科工作。案發後,董昀開去李慧傢的“捷達”車,也是李志華借給他的。

2002年,馬朝暉犯瞭腰間盤突出,李慧向董昀求助。董昀還開著車帶李慧和馬朝暉去臨汾按摩。

董昀告訴封面新聞,雖然他和李慧關系很好,但在案發前,他完全不知道李慧已經和李文浩有瞭婚外情。他也曾目睹過李慧和馬朝暉吵架,但不覺得他們的夫妻關系很差。

“(案發前約半年左右)那時候馬朝暉和我們打牌,李慧還過來罵他,’你不知道你腰疼嗎,一天躺在床上哼哼,還在那兒坐著打牌’!”董昀覺得李慧是關心馬朝暉的。

2003年10月2日,國慶節長假第二天,“紫藤巷兇殺案”當天。一大早,董昀陪著刑警隊的同事衛長征去鄰縣辦事,下午回瞭趟單位,“晚上我約(刑警一隊刑警)宋鏹吃飯,但他說他要和馬朝新(馬朝暉的弟弟,刑警一隊刑警)吃飯,馬朝新的表弟來瞭。我和他們不熟,就沒去,和衛長征我們兩個人去吃的飯。”

報案

晚飯後,董昀、衛長征以及衛長征的朋友,三個人去北關文化廣場“足生堂”洗腳,董昀感覺當時大概六、七點鐘。

紅旗街是翼城縣的主幹道。北關文化廣場就位於紅旗街西沿線和絳源北路交界處。這是片熱鬧的商業、生活區。當時,董昀和妻子在北關文化廣場以南100米處的鐵路傢屬院裡租瞭一個公寓。李慧和馬朝暉紫藤巷的傢,和這個公寓隻隔瞭一棟樓。

董昀在“足生堂”洗腳期間,給李慧打瞭一個電話,“當時李慧的大姐(李翠仙)是北關賓館的經理。北關賓館一樓有些門面房,我就跟李慧講,和你大姐說說,我們也開個洗腳房。她說她還在單位加班,回頭再說。”

董昀稱,當晚再接到李慧的電話,已經是深夜11點以後。

董昀的妻子杜燕霞表示,董昀當晚11點左右到傢,很快就接到李慧的電話,“她(李慧)打過來就問,’東東,你在哪兒’,我說我在傢。然後她就說,’快來看看你哥咋啦?’”董昀跟妻子說瞭一聲,立刻就出門瞭。

山西翼城紫藤巷殺人案 董昀:從報案人到重刑犯

董昀站在鐵路宿舍和紫藤巷之間的小路上 對記者講述當晚的經歷

根據封面新聞的計算,從董昀傢出發,勻速步行到紫藤巷隻需要1分30秒。而董昀下樓是開車出發的,從發動車到紫藤巷也不會超過5分鐘。

“我到的時候,李慧應該在(她的)車裡。看到我來,立刻就出來等我。她跟我說,’你快進去看你哥咋著呢?’我一進大門,好傢夥,院子裡全是血,往裡面走,客廳裡也是血拖痕,順著進去到(二樓)樓梯口,就看見馬朝暉在地上。”

“我看到馬朝暉的一瞬間,就聽見外面摩托車響”,開摩托車來的是馬朝暉的弟弟馬朝新,“馬朝新一路叫著哥哥、哥哥,沖進來。我就去抱他說,’胖子(馬朝新的小名),咱都是公安局的,千萬別把現場破壞瞭。’”

董昀記得馬朝新看到李慧就罵,“李慧,我X你,你把我哥咋瞭。”董昀正掏手機報警,看到馬朝新氣急敗壞的,又趕緊上前勸架。眼看馬朝新抓著李慧不放,董昀隻好先護著李慧出門。

但在2006年6月20日的專案組出具的《偵查終結報告》中,專案組否決瞭“董昀勸架”的說法,稱“馬朝新……首先關心的是他哥’現在怎麼樣瞭’,而不會無端撕扯、哭罵李慧。”

李慧出門後,董昀開車試圖將她帶到附近李翠仙的住處,在絳源北路附近遇到瞭正開車趕往現場的李翠仙。李慧被李翠仙帶走後,110警車也抵達紅旗街和絳源北路的路口。隨後,董昀又帶著110去瞭現場。

但董昀將第一現場發現人李慧帶走的做法,在此後被2006年專案組稱“違反職業常識”,還成為瞭將他列為嫌疑人的理由之一。

被捕

董昀個性沖動,遇事常常行動快於思維。15年後,回憶起當年的情形,董昀總是想,要是當時他要是晚幾分鐘出發,比馬朝新後到,是不是完全是另一個結局?

2003年10月5日,董昀在辦公室被留置詢問瞭兩天後,恢復自由。董昀認為,當時他整個晚上都和刑警隊的同事在一起,有和他們的通話記錄做證據。

山西翼城紫藤巷殺人案 董昀:從報案人到重刑犯

2003年10月2日案發當天,董昀的活動圖示

“(10月2日晚)我完全沒有一個人的時間”,董昀表示,“他們(翼城公安局)拿到通話記錄,是固定瞭我的時間的。”但翼城公安局卻在2010年的《關於馬朝暉被殺案的情況說明》中表示,董昀因為當時沒有被列為嫌疑人,所以沒有調取過他的通話記錄。

案發後一年的2004年10月中旬,李慧、李文浩因妨害作證罪和偽證罪被拘留,董昀也被當時的專案組“請”到曲沃寶利賓館協助調查,“我當時非常積極的配合調查,沒想到後來把我自己給調查進去瞭。”

董昀記得專案組反復問他10月2日晚上的活動經歷。“事情過去一年瞭,雖然大致情節我記得,但細節我根本想不起來瞭”。

專案組反問他,“那天發生殺人案這麼大事情,你會不記得?”董昀回答,“殺人案跟我有什麼關系。”雖然問話的都是上級領導,董昀還是沒忍住又補瞭一句,“你前天吃的什麼飯,你記得嗎?”

即便如此,“協助調查”21天後,董昀還是被放瞭。

從報案人到重刑犯

董昀記憶模糊的細節正是10月2日晚,他和衛長征、衛長征朋友離開“足生堂”後的經歷。

按照董昀的回憶,他們三人離開“足生堂”後,宋鏹就打電話來,叫他去“太陽磁場”酒吧玩。“太陽磁場”就在“足生堂”樓下,他直接就去瞭。時間大約是9時。宋鏹也在此後的問詢中證實9時左右,他給董昀打過電話。

但衛長征在接受問詢時表示,他們離開“足生堂”後,衛長征把董昀送回瞭傢。

2006年專案組認為,董昀做偽證,他沒有在洗完腳後直接去酒吧,而是落瞭單,並在這個時間去瞭李慧傢,幫助她和李文浩打掃瞭現場,並毀滅瞭殺人證據。

根據2003年案發後翼城縣公安局出具的屍檢報告,馬朝新的死亡時間在10月2日晚9點45分左右。後來數份判決書認定犯罪事實為,當晚9點45分李慧夥同他人將馬朝暉殺害後,打電話給董昀,讓他來幫忙。不過該通話並沒有通話記錄。

但在缺乏通話記錄的情況下,董昀同樣無法證明在告別衛長征的時間,以及去酒吧見宋鏹的具體時間,還有如果落單的話,他做瞭什麼。

同時2006年專案組委托臨汾市公安局為董昀做瞭足跡鑒定,認定現場2號作案人足跡就是董昀的(2003年,現場勘查人員有3組足跡是作案人所留,其中1號足跡被臨汾市公安局鑒定為李文浩所留,3號作案人足跡至今未找到可比對的嫌疑人)。

2006年2月14日,案發2年零5個月後,董昀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被刑拘,至此他再也沒有離開過看守所。

逼供

也許是因為做過10年刑偵工作,董昀的觀察力很驚人。封面新聞記者和他在侯馬縣車站附近停車場等人聊天時,董昀一邊說著話,一邊看著20多米開外的一個西服背影。隨後,董昀告訴記者那人正是原翼城縣刑警一隊大隊長徐運生。

2006年2月14日被刑拘後,董昀被直接帶到瞭臨汾綠苑度假村賓館的一個房間。董昀自述,在這個房間的一張鐵椅上,他度過瞭不眠不休的30天。

開始十幾天沒有人和他說話,然後就是馬拉松式的長時間審訊和刑罰。房間被窗簾遮死,董昀隻能從看守人員換班睡覺的狀態,來判斷是白天還是黑夜。偶爾他還能樓道裡傳來李慧和李文浩的哭喊聲。後來他才知道,由於不堪折磨,李慧在刑訊期間,嘗試瞭絕食和自殺。

董昀至今手指關節、膝關節、腳趾關節都有痛癥,他稱這些都是當時長時間帶背銬、腳銬以及毆打的後遺癥。

2006年3月9日,董昀稱他被打的受不瞭,按照審訊人員的意思做瞭有罪供述。2006年12月25日,臨汾市中院第一次開庭審理“10.2”紫藤巷殺人案,董昀、李慧、李文浩三人均翻供,表示有罪供述是在刑訊逼供的情況下作出的。

不像李慧和李文浩隻是控訴刑訊逼供過程,董昀還提供瞭刑訊逼供時,審訊員的大致姓名、打人的工具、驗傷的法醫姓名、甚至當時看守他的武警姓名等等。

在後來的一審判決書中,法庭專門為董昀提出刑訊逼供的辯解做瞭回應,判決稱,“經查,沒有證據證明被告人董昀在公安機關受到過刑訊逼供……”

在山西省高院於2014年9月下發二審終審裁定中,針對董昀、李慧、李文浩3人提出的羈押提訊地點非法的問題,該裁定認為將李文浩、李慧送押看守所後,再送到“公安機關的工作場所”提訊符合規定。但其中沒提到董昀。

董昀告訴封面新聞,他被逮捕後是直接被送進“公安機關的工作場所”——綠苑度假村賓館的。

傢人

在綠苑度假村賓館的提審結束後,董昀終於見到瞭律師。他向律師敘述瞭刑訊逼供的經過,這位臨汾本地律所的律師聽完後告訴他,“哎喲,你這個案子我接不瞭啊!”

董昀隻好通知傢人趕快在開庭之前換一個新律師。

董昀的父親原在政府機關事務局工作,母親是縣廣播局的主任。案發時,二老已經退休,妻子在手機店打工,要負責他們5歲女兒的生活和教育費用,董昀的訴訟費用隻好由父母來承擔。

“父親去太原給我找律師,帶走瞭傢裡所有的錢,剩我母親一個人在傢”,董昀回憶道,“當時,傢裡一分錢都沒有瞭,正好米也沒瞭,油也沒有瞭。

她(母親)也不跟親戚、鄰居說,就一個人在傢,門也不出。等父親回來時,母親一個人坐在黑暗裡。後來他告訴我,母親在那裡坐瞭三天,粒米未進。”

董昀的父母住在當地被稱作“政府大院”的機關宿舍裡,在翼城縣也算得上體面人傢。在董昀被捕以後,母親除瞭不得不出門買菜,再也沒有在院子出現過,“他們路上見瞭熟人也不主動打招呼。因為不管你多冤,你兒子還在監獄裡。”

2015年,二審終審判決下發後,董昀從看守所轉進瞭監獄,見到瞭快10年未見的女兒。15歲的女兒非常內向,看見董昀後,一直低著頭不說話,問她一句才答一句。

但董昀上次看到女兒的時候,她還是全大院最活潑的孩子,“鄰居小孩都跟著她。”

出獄

2016年2月10日,在一次檢察機關的提審結束後,李慧給律師寫瞭一封信,“今天是正月初三,再有兩天後,冬冬(即東東)就滿刑而歸瞭,而他歸時,我相信他依然高興不起來,在與親人相擁而泣時,是心灰和不甘!”

李慧沒有想錯,董昀出獄後第一件事就是向最高檢申訴。而李慧不知道的是,董昀還在努力和自己的過去告別。

坐瞭10年監獄,董昀41歲瞭,他的周遭發生很大的變化。舊日朋友們都高升,自己還騎自行車。別人請他吃飯,他連回請吃燒烤的錢都沒有。2017年,董昀嘗試著找一份穩定工作,但一看錄取標準,“一沒紋身,二沒有犯罪記錄。”董昀這時才發現,自己好像被社會拋棄瞭。

“在看守所的時候,有個勞改犯人一而再再而三的進來,我和他談過為啥老做這種事,他說,’哥你不知道,我孩子走在路上看著人傢賣包子的,但我身上連買一個包子的錢都沒有。哥,我沒辦法,那時候,我就覺得搶也要把包子錢搶到。’”

一直找不到工作,董昀隻能給人傢幫忙,掙點零碎。同時他還要去北京申訴,還要請律師,但他不想傢人再參與到案子裡,“我出來瞭,我不想我的傢人再到法庭。我跟他們說你們不要管,申訴我自己來。我也不和他們談論這事。”

出獄後不久,董昀把過去一直用的手機號停掉瞭。因為他的“酒肉朋友”都知道這個手機號,為瞭徹底和過去再見,他停用瞭這個號碼。

“我要脫離掉那個圈子。”

“什麼圈子?”

“你不知道,我在看守所裡認識很多賭博團夥、詐騙團夥、流氓團夥的’高層’。剛回來的時候,還曾和他們一起吃吃喝喝,打牌跟以前一樣。突然有一天,我覺得這些特別無聊,完全不是我想要的。”

董昀表示即使難,他也要找份正正規規的工作,他“不想再被人另眼相看”。

2018年3月6日,最高檢的建議復審通知下發後,董昀再次燃起瞭對案子真相大白的信心,但他也不想一直陷在過去裡。董昀告訴封面新聞,他還在看守所裡的時候,就認識到自己不能和社會脫節,努力的看新聞,灌輸新知識。

“過去我喜歡熱鬧,喜歡認識很多人,現在傢人是第一位的,朋友兩三個就夠瞭,在一起能喝喝茶就是很開心的事情。”